如果不是俄羅斯強佔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大概沒幾個人清楚黑海究竟在那裏。 可早在 2009 年時，我便因工作之故搭郵輪造訪過黑海沿岸的主要城市。
那是一次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因為除了上下船的伊斯坦堡之外，其他的地方我一概沒有去過。 但對那時出道才第三年的我來說，幾乎每次接下的新任務都是完全陌生的地點，因此不管是鮮少有人聽聞的黑海還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地中海，於我來說其實差異不大；有時越是冷門的地區，反而對我越有吸引力。
就這樣，一個出道才三年的菜鳥領隊，人生的第二趟郵輪之旅，目的地便已經直驅黑海。
那趟旅行老實說在當時並沒有給我帶來太深刻的印象，保加利亞的涅色布、羅馬尼亞的康斯坦察、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俄羅斯的索契、土耳其的特列布松…，裏頭除了克島上的雅爾達之外，大多是些許多人連聽都沒聽過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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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索契舉辦 2014 冬季奧運後，黑海的行程突然熱門起來，好幾家船公司都推出相關的行程；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普亭大哥竟然真的併吞了克里米亞半島，原本被炒熱的黑海行程，在不確定性升高所引發的退訂潮後，從詢問度最高的明星商品，變成最尷尬的燙手山芋。
為了避免發生問題，許多郵輪公司大都已經調整黑海行程，選擇避開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和塞瓦斯托波，改以喬治亞的巴統（Batumi）或土耳其的錫諾普（Sinop）來取代。 但老實說少了克島的黑海行程，感覺就像是缺了雞腿的雞腿便當，不管其他配菜怎麼豐盛，還是會有受騙的感覺。
雅爾達有美到不去可惜嗎？ 風景其實倒也還好，但做為決定二戰後世界秩序重要會議的地點，雅爾達無庸置疑是整個黑海之旅中最具歷史意義的城市，無疑是雞腿便當裏的雞腿。
所以如果不介意雞腿被換成雞屁股，那真的一點都無所謂。
有不少原本已經訂好黑海行程的客戶，在烏克蘭緊張情勢升高後，紛紛來電關心，有些打算堅持到底，有些則在爭扎了一段時日後，決定先取消行程，等不確定性消除後再擇日前往。
像這時候股權單純的船公司就相對佔便宜，比方說像銀海郵輪八月份的黑海行程就尚未取消造訪克里米亞半島，他可以將雞腿留在飯盒裏，一直到確定這雞腿不能吃了，再以其他的替代方案來因應。
對於堅持一定要吃到雞腿，又不願意等到明年的旅客來說，銀海郵輪應該會是他們最佳的選擇；因為四個月以後的情勢發展誰也說不準，但對那些已經確定取消造訪克里米亞的業者來說，即使情況好轉，雞腿也不可能再放回飯盒裏去了。
一連串關於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半島的事件和話題，讓我不由自主地回憶起五年前的那趟黑海之旅；心想不如趁著這會兒大家總算都聽聞黑海這地方了，把長年壓在箱底的旅行故事給翻出來，好生地炒一炒這些個「冷菜」們。
故事，自然要從雞腿開始講起。
那趟旅行，讓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其實不是雅爾達，而是距離土耳其特列布松約 60 公里的奧庭迪爾國家公園（Altindere National Park）內，一座建在 1,200 公尺高陡峭山壁之中的蘇美拉修道院（Sumela Monastery）。 但對那時的我來說，視覺上的感官刺激所帶來的直接衝擊，比起從歷史的洪流中尋找發人省思的事件、對話、場所…等這類緩慢的體驗過程，要來的更加誘人。 但随著年齡和見識增長，才逐漸發現，那些讓人回味無窮的記憶，竟多來自那些貌似平凡的「第二眼美女」。
黑海之旅的雞腿，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雅爾達是 1945 年英美俄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開會討論二戰後如何維持世界秩序及和平的場所。 當時的我對於二戰的了解並不深，關於雅爾達會議實質上究竟決定了些什麼內容，亦是一知半解。 事實上，那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去年底在南極時，一位團員介紹了一本《雅爾達 – 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秘會》給我後，我才首度對這個我五年前便已造訪過的城市再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回國後我隨即上了 Amazon 購買了 Kindle 版的英文原著《Yalta – The Price of Peace》。 該書作者浦洛基（Serhii Plokhii）出生於蘇聯，是名歷史學家，在哈佛擔任教授，主攻的正好就是烏克蘭歷史。
書裡描寫人物和事件多過於介紹雅爾達的景點，但正是這些生動的談判場景和角色剖析讓里瓦迪亞宮（Livadia Palace）這座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夏日避暑宮殿從一處單純的觀光景點，變成了極富意義的歷史見證。
雖然書看的有點晚了，但樂趣卻分毫未減。這也是我為何熱愛旅行的原因之一，因為如果不是去過雅爾達，我大概不會對這樣的一本書感興趣；而多虧看了這樣的一本書，我才知道原來自己曾去過這麼些個極有意思的地方。
雅爾達做為黑海熱門的渡假勝地，已經有超過二百年的歲月；但對許多來此觀光的遊人來說，更具吸引力的，反倒是那場決定了二戰後歐洲版圖和世界秩序的重要歷史事件。 郵輪停靠的地方，距離市中心只有 1.5 公里；由船上的甲板便能看到另一頭棕櫚樹成列的海濱步道和商店，這座城市和 1945 年羅斯福所看到的殘破模樣，已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上岸後，讓我感到訝異的，是這天來接團的當地導遊竟然是二天前在奧德薩（Odessa）同樣負責接待我們的那位畫家，迪米崔。 我問他怎麼會跑到雅爾達來？他答說兩地相距只有 550 公里，因為旺季英文導遊吃緊，因此旅遊公司請他來支援。
搭上賓士的箱型車，一行人驅車前往 16 公里外的阿魯普卡（Alupka）。 在阿魯普卡座落著克理米亞半島上最具異國風情的宮殿－瓦倫索宮（Vorontsov Palace）。 這座半歌德、半摩爾風格的宮殿是由當年負責統治包含克里米亞在內新俄羅斯領土（New Russia）的總督－米凱爾．瓦倫索（ Mikhail Vorontsov） 於 1828 ~ 1846 年間所建。 一個世紀之後，則成了接待英國首相邱吉爾與其隨行人員參加雅爾達會議時的落腳處。
英國首相邱吉爾當年曾下榻於此處的事情，不知是迪米崔沒有特別強調或是我心不在焉；關於瓦倫索宮所留下的記憶只有能眺望海景那面立著兩排氣派石獅子的階梯，和朝北望去那座像是面巨大屏風般的埃佩特里山（Mt Ay-Petri）。
據說邱吉爾也相當喜愛這個由六隻石獅對列的面海檯階，甚至打趣地說，其中一隻的模樣和他極為相似，就是嘴上少了根招牌雪茄。
作為一名畫家，迪米崔的英文意外的流利，讓人不禁好奇他在成為畫家之前從事的是什麼行業？又或者他是否曾接受過特別的外語訓練？還是烏克蘭的高等教育辦的極好，英語其實相當普及？（但除了迪米崔，此行中大多數我所遇見的烏克蘭民眾大多不懂英語）
結束了阿魯普卡的行程，我們續往 1945 年雅爾達會議主要的議事場地，同時也是羅斯福總統所下榻的里瓦迪亞宮。 羅斯福那時的健康狀況其實已經相當惡劣，大多時候甚至必須要借助輪椅才能夠行動。 這座義利大文藝復興風格的白色宮殿，是俄國最後一任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於 1911 年所建，做為他與家人夏日的渡假別莊；但他一共只在這裏渡過四個夏天，便在 1918 年被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給處決。
在白廳（White Hall）裏，三巨頭和他們的幕僚針對戰後的歐洲版圖進行談判，蘇聯靠著間諜事先所獲得的各種情報，讓史達林成功地取得優勢，並讓蘇聯成為戰後決定東歐政局的最主要勢力。 在英式撞球室（English billiard room）內，美英蘇三國代表們簽定了分割德國和將部分波蘭領土重劃給蘇聯等關鍵協議；著名的 Big Three 黑白照片，就掛在一側的牆面上，這不起眼的房間，講述的是一段極富色彩的歷史煙雲。
如今眾所皆知的聯合國組織（United Nations），便是當年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中所主導成立。當時美蘇雙方曾為了是否該讓法國也列入安理會永久成員而有一番攻防。 外蒙古也是在這次會議中，在俄方的要求下，由中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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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停靠碼頭
里瓦迪亞宮
簽署雅爾達決議的房間
瓦倫索宮和面海的摩爾風格建築
埃佩特里山
眺望黑海景色
午後我一人獨自到港邊的大道上散步，沿途最有意思的風景，當屬烏克蘭 OL 了
離開里瓦底亞宮，這天的觀光行程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於是搭車返回郵輪停靠的碼頭。 但開著開著，車子前方突然冒起一縷縷黑煙，正當狐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時，耳邊傳來了急促的汽車喇叭聲響；往車窗外望去，一位小貨車駕駛擺動著手朝我們的方向揮舞。 好奇地將頭回轉過來，方才的一縷黑煙已經變成濃密的黑霧；而且我很肯定，它的源頭來自車子的引擎蓋內。
「Stop the car!」我朝著司機高聲大喊。
「Open the door! Hurry!」雖然不認為有突然爆炸的可能，但疏散車上的乘客是我當下的首要任務。
車子沒有爆炸，但打開引擎蓋後所冒出的火焰卻讓我著實嚇了一跳；內燃式引擎燃燒的過程不是只應在「內部」進行，怎麼會燒到外頭來？
這輛車眼看是不可能載我們回碼頭去了，我讓迪米崔趕緊和當地的旅遊公司聯絡，另派一輛車子來接替這台「火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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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的火燒車事件，意外地成了日後我想起這趟黑海之旅時最先浮上腦海的畫面；而那次不是特別印象深刻的克里米亞半島行，也在俄烏緊張情勢加劇的同時，成了近期最讓我感到回味無窮的一次旅行。
旅行就像品茗一般，有時那股回甘的餘味甚至比起初入口時的溫潤清香還要更加吸引人。 至少，黑海旅行的樂趣，我一直等到了五年後的今天，才總算充分體會。
如果你計劃前往黑海，那千萬別錯過了浦洛基教授那本《和平的代價》。那樣一來，說不定就不必等上五年這帖茶就可以回甘了。
Jeff Antonio Tung 